5月15日,欧洲央行副行长康斯坦西奥在亚欧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指出亚欧经济关系对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举足轻重,并进一步指出亚欧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内容如下,供参考。
一、亚欧经济关系的挑战
过去几十年亚欧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尽管金融危机减缓了全球化进程,但亚洲国家一体化进程使得亚欧关系更加牢固。在经济层面上,以中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额大幅上升,2013年亚欧贸易额达1.25万亿欧元,为十年前的两倍,超过欧盟对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同时,欧盟去年超过美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从中国的进口额占欧盟总进口额的16.6%,从日本、印度和韩国的进口额也分别达3.4%、2.2%和2.1%。亚洲还是欧盟的主要投资对象,2011年欧盟对外投资的22%投向亚洲。亚欧间银行业务往来日趋多样化,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10个主要欧元区国家与亚洲往来业务额从2005年的1440亿欧元上升至2013年年底的3400亿欧元。
欧盟与亚洲国家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促进了双方经济发展。2011年,欧盟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减免70%的双边关税;2012年底,欧盟和新加坡达成FTA,这是欧盟与东盟国家签订的第一份涵盖贸易与服务业的协定;2013年4月份欧盟开始与日本的FTA谈判,同年1月份,也与中国进行了深化投资合作的磋商。
亚欧日益紧密的联系使得两个区域互为依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新兴经济体每1%的增长衰退将导致欧元区产出减少0.3%,中国经济增长放缓1%将使欧元区GDP下降0.1%-0.2%。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率更是从2008年的10%下降至2013年的7.7%,这是最大的一次下降。尽管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下降和国际金融环境的恶化是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的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亚洲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人口增长的状况和重工业投资回报下降造成近期中国增长放缓。此外,2008年以来过高的信贷增长和高杠杆化使中国企业债台高筑,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落实针对包括金融行业在内各行业的长期计划,以谋求结构改革。比如,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通常,银行存款利率由官方直接控制,但事实上互联网金融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利率市场化。尽管如此,如何有效地进行资本分配和国有企业在竞争市场中的表现依然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
印度政府过低的公共投资并不能打破陈旧的基础设施造成的发展瓶颈。通胀率高企以及政府管理造成的障碍在伤及投资热情的同时,使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上升。大规模政府赤字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增加了无法消化新生劳动力的风险。所以,印度政府亟需推行促进结构转型的改革以防止经济下行。
二、欧元区增长面临的挑战
连续三个季度的GDP增长表明欧元区经济正在缓慢复苏。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以及IMF都作出2014年欧元区GDP增长1.2%的预期。尽管失业率依然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但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均展现复苏迹象。为巩固欧元区经济复苏成果,需注意三个因素:欧元区银行业系统恢复正常;高效的信贷分配和可持续债务水平的实现;促进生产力增长的结构改革的实施。
(一)银行业系统恢复正常
金融危机期间,大量银行资本不足并伴随脆弱的资本结构,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资本和国家保护援助,欧洲央行也不得不为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资本会流向拥有更低资本产出比的国家和行业,以使资本得到更高的边际回报。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由于信贷政策宽松和资本市场碎片化,资本流向了高资本产出比的行业,这是造成流动性和资本存量不足的原因。
通过对过去二十年的观察,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原因在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取得资金。但是,金融市场上过高的信贷供给使资本价格升高、信贷繁荣、房地长价格升高,结果是私营部门不得不去杠杠化。欧洲正处在一个信贷萎缩的复苏阶段,表现为私营部门信贷水平过低、GDP增速缓慢。
目前,为了实现金融市场稳定,银行正在减少流动性缓冲,偿还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s),并且尝试使市场重新获得信心。量化指标已经体现了债券市场稳定和资本市场统一。
(二)高效的信贷分配促进欧元区复苏
由于机制框架的缺失,在金融危机之前,信贷在部分经济体中并没有合理分配,私营部门的债务问题被低估。欧元系统竞争性网络(CompNet)近期的分析表明,只有少数企业拥有高生产率,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依然很低。所以,资源应该在行业间和行业内重新分配,使生产率高的企业获得更多资源。
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提供了单一监管机制(SSM)和单一清算机制(SRM),可以很好地解决银行业复兴和信贷分配的问题。在SSM实施之前,欧洲央行对银行业进行了评估,目的是在新机制下可以更好地调整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资本和债务头寸。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化和监管措施尤其重要,第一个措施是银行披露资产质量报告以促进透明度,第二个措施是银行与欧盟银行管理局(EBA)紧密合作,测试银行资产负债表在压力环境下的弹性。
欧洲央行期待运用SSM帮助提升监管质量,促进法律法规综合运用,提升银行业一体化以及加强宏观审慎政策运用。SSM不仅可以更好地管理跨境资本和流动性,有效配置资源,减少税务执行费用,更可以提升银行业稳定性。由于欧元区实体经济依然有75%的资金需求需要银行业来满足,所以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举足轻重。
(三)进行结构改革以促进生产力增长
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进行结构改革促进生产力增长,比如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激励研发、减少行政管理负担,以创造适合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促进市场一体化,加强非贸易行业竞争力。之所以强调结构改革,在于金融危机之前,流向后发经济体的资本并没有带动整个行业生产力的提升,原因在于欧元区商品服务市场一体化的不完全,竞争缺乏造成超额租金及价格信号扭曲。最近,一些压力较大的欧元区国家结构改革取得成效,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到2008年的水平,同时经常账户由赤字转为盈余。
总之,这些改革促进欧元区经济增长,刺激长期投资数量,转移私营部门中的资源,并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质量。
三、全球面临的挑战
近期美国宣布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震荡激起了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争议。
(一)不应忽视货币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
美联储大规模购买长期国债造成国债收益下降120个基点,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力无法估计,但这些政策支持了美国经济增长。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给美国带来增长动力,还刺激了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在给发达经济体提供增长动力的同时,非常规货币政策造成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引发这些国家金融市场震荡。
发达国家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时机非常重要,如过早退出,会对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造成负面影响。
(二)动荡背后的国家层面因素
一些国家层面的因素也是造成经济动荡的原因,比如孱弱的国家机构,国内外金融市场不平衡,对于汇率波动限制及财政不平衡。2014年初,某些新兴市场国家股市下挫造成经济不稳定,与此同时,经济健康的东亚国家却没有受太多影响。证据表明,采取合适的国内政策可以使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中得到更多利益,消弭负面影响。
(三)发达国家间应就货币政策及时沟通
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发达国家央行之间应该就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时间点进行交流,以使退出造成的负面效应最小。央行间的沟通给经济脆弱的国家以时间去制订相关政策并矫正市场。
(来源:欧洲央行 摘译:财政部亚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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