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荣

古代家训是我国封建社会父祖长辈为后嗣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持家治业等制定的原则和规定，或单独刊印，或依于族谱，用以培育家族成员的价值信仰，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我国历来重视家教门风，注重发挥家训的教育、引导、规范、约束等作用。 “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我国封建社会，理财是国家治理的大事，也是家族里诸多小家庭的大事，古代家训里蕴藏着丰富、深厚的财税文化。

正确认识、获取和管理财富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重视道德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作用，强调“见利思义”。古代家训吸收了这一思想，把仁义作为评价经济活动的准则，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谋不义之财。《庞氏家训》对财富的认识，形象且深刻：田地财物，得之不以义，其子孙不能享。古人造钱字，一金二戈，盖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夺之祸。其聚也，未必皆以善得之，故其散也，奔溃四出，亦岂能以善去，殃其身及其子孙，“多藏必厚亡”，老子之名言，信矣！《蒋氏家训》：财者众人之所趋也，凡处宗族、亲戚、邻里，务要轻财重义。我宽一分，则人受一分之财，如刻剥致富，则多怨，且伤阴德，甚非善后之策。

封建王朝重视农业，国家财政收入体系由此构建，增长有限。量入为出是理财的核心。民间财富积累不易，节俭持家成为家训。一方面，一般家族需节俭积累财富，维持家计，追求兴旺。富裕家族和富贵家族，要打破“富不过三代”魔咒，实现家族“富贵长保”，也必须节俭戒奢侈。另一方面，节俭戒奢侈对家族成员培养道德操守、出仕清廉也有积极意义。古代家训在管理财富方面主要强调两点：

一是量入为出，节俭戒奢侈。《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孙氏家训》：家宜俭。量入为出，则财用自裕。凡事宜安分，即冠婚丧祭虽系大事，亦不可效奢华。《张氏家训》：劝我族人，节俭为尚……现时富足，当思久长。量入为出，有储有藏。《杨氏家训》：人世间，常见名门世族，莫不知祖宗勤俭，以成立之本，下代之祸，莫不由子孙奢侈，以败家业之旨哉……凡我族人，当务勤俭。

二是勤记账册，精心理财。《庞氏家训》：考岁用……置岁入簿一扇，凡岁中收受钱谷，挨顺月日，逐项明开，每两月结一总数，终年经费量入为出，务存盈余，不许妄用。置岁出簿两扇，一扇为公费簿，凡百费皆书。一扇为礼仪簿，书往来庆吊祭祀宾客之费。《孙氏家庭要事》：勤记账册。往来银钱，全凭簿册。宜勤笔记，以免忘却。庶几远年，头头有著。休宁黄氏《家用收支账》共三册，详细记录了清雍正四年至乾隆十三年共二十三年的日常收支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册《家用收支账》的后面，都有各年的“完粮登记抄底”。

按时、足额缴纳“皇粮国税”

我国封建社会的“皇粮国税”，与现代税收一样，也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符合条件的老百姓都有按时足额缴纳的义务。古代家训对此作出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国家忠义出发，强调按时缴纳“皇粮国税”。浙江衢州孔氏祖训：孔氏子孙徙寓各府州县，朝廷追念圣裔，优免差徭，其正供国课，只凭族长催征。皇恩深为浩大。宜各踊跃输将，照限完纳，勿误有司奏销之期。《朱子家训》：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施氏家训》：田畴赋税，国家岁有常供，务须及早完纳，以报君恩，方见遵王守法之实意。凡我族人，宜凛此为首训。

二是既讲国家忠义，也讲国法威严，强调按时缴纳“皇粮国税”。《诸葛氏积庆堂家训》：输国税。租税乃国家重务，迟速必不可免者。吾族子孙须当早办完，毋得延捱，自取罪辱，此亦处畎亩之忠也。《秦氏家规》：急国赋。子孙遵国家法制，正赋当及期而供。即正赋外随时所议征输，亦上供须早，勿听浮薄子言，不知忠爱，以惜财误公，自干罪戾。《萧山楼氏家训》：输国税。租税乃国家重务，迟速必不可免者。吾族子孙务宜早办完纳，毋得延捱，自取罪辱。《竹氏家训》：输国赋。租税国家重务，迟速必不可免者。吾族子弟务宜早办完纳……过时不完，自取罪辱。此不忠于国，亦不自爱者也。《王氏祖训》：岁输贡赋必不可免，虽贫窭之家或不能猝办，而俭省以备输纳甚至计也。如侈一时用度，而恬不知有催科之急，骈致牢狱伤裂体肤且并济事。国课仍然要完，吾甚为之痛惜也。

三是足额缴纳，不“匿税”。我国古代，偷漏税称为“匿税”。自秦以降，封建王朝都制定了具体的税律，严厉惩治“匿税”行为。西汉开征“算缗钱”后，各地“匿税”严重，汉武帝遂诏“告缗令”。《唐律疏议》：“诸应输课税及入官之物，而回避诈匿不输，或巧伪湿恶者，计所阙准盗论。” 宋制规定“令结甲输税”“不实，许人告，以其田赏之”。《元典章》：“匿税者，其匿税之物一半没官，于没官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外，犯人笞五十，其回回通事并使官银买卖人等，入门不吊引者，同匿税法”。《大明律》：“凡欺隐田粮，脱漏版籍者，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 《大清律例》：“凡客商匿税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一半入官，于入官物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入门不吊引，同匿税法。若买头匹不税契者，罪亦如之，仍于买主名下追征价钱一半内官”。封建王朝惩治“匿税”措施不可谓不严，为此，一些家规专门就防止“匿税”作出规定。

子弟出仕清廉不贪墨

清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清廉家风是传统好家风的核心内容，古代家训从操守、钱财等方面对家族子弟廉洁从政多有规制，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强调子弟出仕不得贪墨，如有衣食不周者，家族资助之；出仕子弟禀禄有余，亦须捐助家族。浙江金华浦江郑氏家族，其在被朱元璋尊称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协助下制定的家规规定：子孙倘有出仕者，当蚤夜切切以报国为务……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在任衣食不能给者，公堂资而勉之；其或廪禄有余，亦当纳之公堂，不可私于妻孥，竞为华丽之饰，以起不平之心。《萧山孙氏家规》：子孙有出仕者，当切切以报国为念，不可一毫妄取于民。若仕任衣食不周者，公堂资给之，其或禀禄有余，亦须捐助公堂，不得自肥。范仲淹在《戒诸子及弟侄》中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不要谋取私利：“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以光祖宗”。《康氏家训》：褒廉洁。有人贪财有人拒，古今清廉不相容；和珅至今人唾骂，包拯千古留美名；贪贿无厌积万贯，暴露美梦一场空，我族子弟若为官，清正廉洁心为公。

封建王朝经制的官员俸禄，大多难说丰厚。西汉时期，中高级官员收入丰厚，低级官员收入不高。东汉崔寔指出，自秦以后，一般官员“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唐朝官员俸禄总体不错，但安史之乱后，因国家财政困难，加之“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竟“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宋代初期官员俸禄并不高，但从宋太祖至宋徽宗，都曾为百官增俸，一些专家认为宋朝官员俸禄比较丰厚。明朝以薄俸养官，“有明官制，上仿成周，而俸给则大远于古，数额既少，又折支焉”。清初官员俸禄承明制，雍正施行“养廉银”后，官员俸禄大有改观，但京官、外官差别较大。张宏杰做过统计：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做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时，国家经制的薪俸与公费合计为白银129.95两，但各项必要支出包括住房、出行车马费、日常生活开支等合计白银608.46两。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因为穷困拮据、脾气又大，与仆人陈升发生口角冲突，后来陈升另寻高枝。这年底，曾国藩借银累计400两。1848年，已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副部级）的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封建社会，家族子弟出仕后富足有余，常回馈家族。北宋名相范仲淹在《戒诸子及弟侄》中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尚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他用积攒的钱财在吴县购买了千亩良田，设立义庄、义田、义学，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贫弱者，让家族中“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范仲淹创立义庄救恤族亲，各级官吏和士大夫纷纷效仿。

二是强调子弟出仕，有犯赃滥者，生则谱削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包拯以公廉著称，他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浙江金华浦江《郑氏规范》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如被诬指者则不拘此。《萧山孙氏家规》：子孙有出仕者……如有赃墨闻者，生则谱削其名，死则不许入祠。

封建社会，“生入族谱、死入祖坟”很重要，甚至是衡量做人的道德标准。其一，族谱记录家族历史和传承，对维护家族延续和血缘关系至关重要。被族谱除名，意味着他本人和后代与科举、爵位世袭、选兵基本无缘。其二，农耕文明里，以家族为单位群居是最稳定、最有利也是最便于抵御自然灾害等风险的方式。被族谱除名，意味着他本人和后代再不会得到族人庇护。其三，封建社会里，个人死后能否进祠堂、祖坟是其家族身份是否得到认可的重要指标，不入祠堂、祖坟，意味着死后不能享受后人祭祀。

古代家训对家族子弟出仕清廉的规制，有积极作用。包拯之子包绶出仕地方，一到任就展现出清廉严正的包氏风范，干出了一番政绩。《包公（绶）墓志铭》称，包绶赴任濠州团练判官后，“奉公守法，倬有盛誉，（郡）守爱重之”，到他卸任时，“人称廉洁，思惠爱，异口一辞”。包绶47岁在赴任路上离世，遗物除“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益知公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包拯的孙子包永年去世时，史称“了无遗蓄”，丧葬事宜，需要亲朋好友襄助。《包公（永年）墓志铭》说：“凡厥莅官临事，廉清不扰，而孝肃公之遗风余烈犹在也。”此后，包氏子孙历代出仕者，都铭记先祖遗训，世代清廉。

（作者单位：中国财税博物馆）